我的父亲梁漱溟:情可无言喻,文期后世知

早年潜心佛学,于山河破碎间出佛入儒,漱溟先生上下求索东西文化,为往圣继绝学,开新儒家之山;二十世纪初,望民生凋敝、风云变幻之中国,漱溟先生疾呼“吾曹不出,如苍生何”,投袂而起,奔走于大地;悲天悯人,铮铮铁骨,漱溟先生敢于为民请命,犯颜进谏,新中国成立后曾向毛主席讨要“雅量”……
 

但凡谈及中国之前途,无论海内外,直至今日,他都是绕不过去的大师。梁漱溟是上世纪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学人,亦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人。先生过世二十年有余,一部始自1932年、终于1981年,横跨先生五十年生平的日记手稿经后人整理出版,成《梁漱溟日记》,这一份历经劫难而保存下来的实录与独白,实乃新旧中国半世纪的国运缩影。

今天,梁漱溟之子梁培恕先生做客凤凰网读书会,讲述他眼中的父亲,且听“中国最后一位儒家”——梁漱溟先生为苍生起的傲然一生。

梁培恕: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一个春天

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一个春天,当然换个角度也可以说那时是国家的不幸。中国有一个军阀混战的时期,军阀轮流跑来当政,一个人上台,干几年被推翻了,然后又换上另一个人。那时的北京或者叫北平有过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,那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。

民国5年,袁世凯当皇帝,当了五十几天就死了。他死了以后,他的部下分成了各种派系,开始在北京抢夺政权,这样一种环境下,直到北伐军打倒军阀,他们才结束了在北京轮流的你上我下。这一段时间里,知识分子得到一个机会,为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学术发声,这在别的国家比较少见。

我父亲正好是一个非常关心国家和社会的人。按照他自己说的,他受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时候,把梁启超的著作搁在床上,有时候就当枕头就这样入睡,着迷到这个程度。但他当时并没有受到梁启超思想的约束,又有他自己的一套。不管怎样,他的成长和这个时期大有关系,他说自己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兴味读书的人,看什么书,总是心里先有问题,然后再去找书看,找书看的目的基本上不是充实自己的知识,而是要证实我想得对不对,这是他读书的一个特点。这也可以看出来,他这个人的自主性比较大,看书是用来证实自己想得对不对。

他的第一阶段,是对佛教产生兴趣,要出家,但是后来没有成功。没有成功不是受到家里的阻拦,我的祖父一点都不拦他,想出家可以去。那是什么东西把他牵扯住了呢,是对中国问题的关心放心不下。他一方面想出家,一方面又记挂着社会上的很多问题,他说“我的感情和思想分成了两半,这种日子不能过,在一两年内我必须选择其一”。最后他选择了留在俗世间,不当和尚。大家不要以为他放弃了佛学,放弃了出家思想,他是把这个思想和情感转移到关心具体的人类社会。他的最后一本书是《人心与人生》,阐释了按照他一生的思考,人是一种什么物种,人应该怎样。他把自己的一生从离开这个世界变为用终生的时间来认识人类社会,包括他自己。这个转向和一般人的生活上有什么遭遇完全无关,这是他的一个特点。

在他还不到20岁时,他写了《究元决疑论》。这篇文章在当时最著名的杂志《东方杂志》上登了,大家看了,都说写得好,大家以为他对佛学或者哲学问题有很多的知识,把他看得比他实际情况要高。于是蔡元培当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,让他去讲印度哲学,我父亲坦言没有研究过印度哲学,就是看了一些佛书,对佛教有一点认识,但那只是印度哲学的一小部分。蔡元培说除了我父亲以外没有更合适的人选,可以让我父亲一面教,一面学。他就觉得蔡先生这个建议是不可推辞的,既然没有要求现在就讲得怎么样,自己可以边学边讲,他就接受了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这个决定跟他一年多以后最终选择了留在社会不当和尚也有关系。到了北京大学以后,他就进了知识分子的堆,知识分子之间容易有一种竞争,思想学术上的竞争。这种竞争是会激发人的,他开始了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竞争、辩论。

举个例子来看一看当时北京大学的自由度是如何的出人意料,刚才说了,他进去的时候是讲印度哲学,后来只讲了一年,到1918年他就在当时北京大学每日一期的校刊上,登了一个启事,建议北京大学组织一个孔子研究会。外国人若是到中国来问孔子是怎么回事,当然要到北京大学来,��我们居然没有一个研究的机构,这不行。这个行动说明他已经转变了方向。过两天他又在这个日刊上登了一个启事,从那天起不讲印度哲学了,讲他对孔子的认识,课程改了,换内容了。改变讲的内容也不需要通知校方,登一个启事就改了,大家也都不觉得奇怪,愿意听的就来。后来他又登一个启事,如果有谁想要问佛法,也可以另外选一个时间,他在教室里等学生,星期五下午几点到几点,其他上课的时间就讲孔子。可以想一下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多自由。不只是他一个人这样自由,普遍这样,风气和现在极不相同。当时胡适也是非常受大家景仰,影响很大,上课的时候,教室里装不下,在礼堂里讲。我父亲和胡适都是在礼堂里讲,不是在教室,据他记忆,胡适每一次讲有三四百人听,他也有二百多人听。听的人不一定是学生,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,包括五十几岁的人,只要有兴趣就可以去,门是开着的,随便去。他们两个人就这样讲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还有一个例子,当时的教育部长到美国去参观了一次,回来之后跟我父亲说,美国的小学生都是采取启发性的教育,不是灌输性的。我父亲听了之后非常振奋,这太好了,他立刻又登一个启事,说他以后绝不妨碍别人思想发展,他现在发誓,这种事以后绝不干了。之后他又提议,哲学系是不是可以停止教授在课上授课,不要讲,哲学这个问题是自己摸索的,以后哲学系的课就是大家互相启发和讨论,不讲课了。这个提议可能是没有通过,没有下文,可能是没有批准。他有一个学生,后来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,这个学生发了一个启事,他说从现在起不参加考试了,考试没有意思,教务长就回答了他的这个启事,说不参加考试可以,但是毕业文凭就不好发了,因为作为学生没有分数就无法知道水平,够不够及格呢,够不够毕业呢,还是得考虑这些问题。教务长就和学生通过发启事的形式各抒己见,当时是多么自由啊。

当时的北京聚集了各种人,有讲佛学的,讲道家的,讲外国学问的,给了大家很多机会,你自己想讲,有人想听,你就可以讲,有人在自己家里,有人在同乡会里,能容下几个人的任何地方,都是讲学的场所,谁愿意来谁就来。就是在这种环境底下,他认识了他的第一批朋友,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做学问的,比如说李济深,建国初期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。李济深其实是军人,也听别人讲佛学讲孔子,他们两个人就在这种讲学的环境下认识了,两个人越聊越投机,成了朋友,终生的朋友。我父亲的好几个终生的朋友都是在这种环境下认识的,这种讲学没有课程可说,你今天有空你就去听,下次没空就不去听,完全不想再来了也可以。

这种环境给我父亲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大家都知道他曾经倡导乡村建设运动,他把这个运动叫做社会改造,有别于社会革命。这个运动其实就是从李济深那里开始的。李济深在北京当了几年陆军部的官,在这期间两个人听人讲学时认识了,后来李济深回到广东成了军长,慢慢就掌握了广东的政权,我父亲去北伐前夕,听周围的朋友就说广东一派新气象,就去了广州。这个时候他萌生了从乡村起来改造社会的念头,既然李济深现在在广东掌权,他便问李济深可不可以给他一点机会,让他开始试着搞乡建运动。李济深同意了,在广州市的文庙,那里房子很多,给他开一个训练班,训练他的第一批干部。这时的北方有几个地方已经搞了某种程度的乡村工作,我父亲就和几个朋友去这些地方学习。到北方参观的结果,是写了一本《北游纪略》,一共5个地方,有像阎锡山官办的,也有像晏阳初这样民办的,有外国色彩的,也有比他更土的,5个地方他都看了,得到了一些印象,应该避免什么,应该偏重于什么,做了一个初步的结论。这个结论得到后却遇到了变卦,李济深被蒋介石搞掉了,蒋介石把李济深骗到南京、软禁起来,几年内都无法离开。我父亲辞掉了当时广东的工作,回到北京来。不久有一批河南人搞了一个防止匪患的民间运动,当时匪患很厉害,这几个人发动群众自卫,越搞越大,就把好几个县的土匪都给挤跑了。这几个县非常感激这些人,于是乎好像形成了一种风气,要搞农民自卫,想搞农民自卫,就去找把队伍驻扎在河南的冯玉祥,冯玉祥一听,说,“好,你们就办一个村治学院吧”。当时韩复榘是冯玉祥的一个军长,冯玉祥让他当河南省的主席,所以形式上是河南省主席批准了建这个村治学院。但是第二年蒋介石又要消灭冯玉祥,冯玉祥跑了,村治学院又停办了。而韩复榘倒戈到蒋介石这一方,他倒升了官了,他的队伍从河南开到山东,蒋介石又让他做山东省主席。大概第二年,村治学院的学生又自发去找韩复榘,感谢他当年给他们一个机会办了村治学院,韩复榘一高兴,说“那你们到山东来吧”,于是乡村建设运动就这样到了山东。这样一个过程,以及包括前面简单叙述的当时的求学、做事,都是环境所使然。这种军阀割据,你说好不好啊,当然不好,割据混战,事情在这儿不行,人们就到那儿去试一试,不能持久。

大家知道民国初期有一个总统曹锟,他给所有国会议员各五千块钱贿赂,投票选他当总统,大家都知道他是靠贿选当的总统。曹总统完全是个大老粗,不认字。他同乡亲戚也跟着到了北京,成了有重大影响的人。这时有人就去跟他的亲戚说,某人想去外国去瑞典当大使,看看行不行。这个人觉得自己跟曹锟关系不错,就去说了,问派能不能谁谁谁去瑞典。曹锟就说,你们两位什么时候起精通外交了?那两个人就不好意思,说对外交非常外行。曹锟说,既然不懂外交就不要插手,顾维钧懂外交,所以我让他当外交部长,你们两个不要插手。这两个人就回去了。由此可见,曹锟虽然大字不识,但懂得一个道理,他是外行,那他就不管知识分子的事。他的这个自知之明可能在其他的军阀里也有,在老中国有一个风气,念书的地位高,受社会尊重。所以这些老粗们有了枪杆子,但是心里还有一个自知之明:我是打出来的,不懂事,知识分子们懂事,让他们干他们的,我不干涉。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是这么来的,这是我自己的想法,不一定全对。

梁漱溟著述

梁培恕:中国今后若想要找前途,应先认清我们文化的本质和历史

知识分子的春天,其实就是一个思想自由的环境,我就想到了一句话,“既有统一意志,又有个人心情舒畅”,大家知不知道谁说的?毛泽东说的,他说“既有统一意志,又有个人心情舒畅”。我看了这句话高兴地不得了,两者如果能同时存在的话,那就太好了。世界无非就是各个国家组成的,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,什么是好的?没有效率的国家不行,但是如果只是有效率,没有自己个人心情舒畅,那也不好。所以我就喜欢毛泽东这句话,他说到点子上了。可惜后来情况不是这样,大家都知道我们曾经有过统一意志,曾经一个时期我们心都往一处想,劲都往一处使,但是因为没有个人心情舒畅,所以这个统一意志也不能长期存在下去。

我父亲有一次去听预算报告,国家预算明年怎么花钱,做报告的人最后说了一句话,“党负责管理一切”。我父亲回家在日记上写了他的感想:党管一切,好也好得很,糟也糟得很。什么叫做好得很,毛泽东说统一意志,党什么都管,包括残疾人在内通通要管,这在军阀时代的政府那儿绝对考虑不上,建国后的预算里就能考虑到残疾人要怎么样,分得很细,管得很细。好是好,但把社会给压抑了,都由党管,社会没有了自动性,没有了活力,颓废。社会被动,个人被动,也不好,所以他说糟也糟得很。这跟毛泽东说的那句话其实是一个道理,不能只有一面。

说一件跟出版有关的事情,我父亲有一本书叫做《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》,他写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的时候,觉悟到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不适用,中国有自己的一套学问,当时在书里初步地说了这个道理。整整十年之后,父亲写了这本《最后觉悟》,把之前的认识作了更深一步地阐述,于他而言是最终地解决了问题。以前只提到了西方文化如何不妥,他认为还没有追到根上,十年后他追到根上,这个根就是西方的文化是有宗教的文化,而中国的文化是无宗教的文化。大家可能会想,中国也有宗教啊。对,中国当然有,而且不止一种,但这个不止一种和它们的影响力之小是中国的特色。在西方的社会,宗教的控制之严密,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。宗教的性质有什么特点?是让人信他而不自信。“他”就是例外,其他的一切东西,自己以外的一切东西,上帝也是“他”,我们相信金钱,相信权力,金钱和权利都是“他”。我父亲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让人信自己,这是孔子的优点。如果去找一找《论语》里孔子的话就会发现,他不给别人做决定,这样做才对,那样做不对,他从不做这种论断,他让别人自己考虑。

说个简单的例子,那个时候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要做一次对神的祈祷纪念,要杀一批羊放在神位前面。子贡,孔子的大弟子,问孔子,每次初一十五杀一批羊是不是浪费,是不是可以不杀。孔子就说,“你考虑的是省去羊,我考虑的是礼仪很重要,我们各有所重,各有所见。”他并不批评子贡的想法。再举一例,他的另外一个弟子叫宰我,宰我认为父母死了要守三年丧有点太长了,孔子问道,不守三年丧自己心里过得去吗,宰我说他心里过得去,孔子就说,过得去就行。所有这些硬性规定的事,孔子都是让人自己想。他还说过他不讲鬼不讲神。这些合在一起就能看出来,孔子不借外力,让“人”自己考虑,自己做决定。这个精神没有被充分的标举出来,它一直扎根在中国人心里,只有与西方的那种决定化相比较,中国人的这种自由才凸显出来。按照基督教传说,酒里有耶稣的血,面包里有耶稣的肉,谁敢不相信这一点就杀了他,死罪。这个规定在英国的议会里是通过的,不是随便说说,可见社会的强制性有多么大,对神力的屈服有多么厉害,可以到杀人的地步。在西方社会,对神要遵从,而人卑微,没有地位,压抑得非常厉害,正是这种极端的压制,才导致了后来的自由。西方的个人自由思想,是从那翻过来的,没有这么一个大翻转就没有这么大的劲。中国人好就好在没有受过这样严酷的思想控制,但也就因为没有那个翻跟头的劲,中国的事情不能痛快地一下子就断然改变方向。中国社会之所以有后来的方向不明确,进度缓慢,和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极端的压制有一定关系。我父亲的觉悟大概就是这样来的,把问题追溯到宗教的有无以及盛与不盛。这个看法非常有道理,西方现在所有的法制精神,我们都觉得很好,很有用,应该学。但它的来源跟我们的历史不相符,我们总是想学,学了之后又不彻底,或者流于表面,如此之类。主观上的“我想学”,与因被剥夺而迸发的找回自己的强烈欲望,这欲望里包含对社会构造的改变,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老说学习,但学着学着就变样了,也不是谁故意不想学或者捣蛋,根本原因在于向上追溯中国是一个非宗教的文化,而西方是宗教的文化。这本书能够说明,中国今后若想要找前途、找出路,应该首先对我们文化本质有清楚的认识。可惜这本书现在还不能出,其实它的出版应该是刻不容缓的事情,大家现在迫切需要知道,中国人的文化问题出在什么地方。人们找来找去,都没有找到我父亲讲的这个“根”。建议大家回去看一下,看完就会知道问题在于两种文化、两种社会大不一样,包括人的行为。现在西方的衰落,生活上的乱来,正是由于他们宗教不起作用。宗教不起作用一开始都是好现象,恢复人权,科技发达,但是这种好的影响几百年下来就不行了,走样了,现在处在一种走样的环境中。如今西方人自己也很苦恼,他们好像知道了这跟宗教的衰微有关系,但还是没能够真正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。与此同时我们也发觉自己的社会问题很多,那我们应该往上追溯,看看中国文化的上源是什么样子。

 

梁培恕凤凰读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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